“航空医疗救援在中国还是一个相对新生的事物，由于我们社会发展的原因、管理体系的不同，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还处于起步阶段。” 1月20日，在由中日友好医院与999急救中心联合举行“中日医院-999航空医疗救援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日友好医院院长王辰在致辞发言中这样开场。

图为研讨会现场

航空医疗救援到底是什么？

国家卫计委应急办公室主任许树强在其发言中介绍，目前的通用航空或者航空医学救援应该定位到通用航空这一块，是指使用民用的航空器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民用航空，大家接触最多的是往农村喷洒农药，以及类似通过直升机在空中看北京的旅游项目。

而发展到医疗领域其实主要是航空医疗救援，指的是使用装有专用医学救援设备的民用航空器，主要是直升机和固定翼，为突发事件伤病员实施紧急医学救援而进行的飞行活动。

飞行活动一般是四类：1）投放医疗卫生力量到达灾害事故的现场开展救援；2）从灾害事故现场将伤病员转到后方的医院；3）将得到初步救治的伤病员从一家医院转送到另一家医院；4）通过航空器运输药品、器官、血液和医疗器材等。

航空医疗救援有很多特点：第一、反应速度快，机动灵活、伤病员能得到及时救治；第二、受地理空间限制少，解决地面交通不通达或不通畅问题；第三、使用成本高，航空器、人力资源、油耗等成本高于地面运输。

但也有很多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保护性运输，不受地形的影响；第二高速带来时间优势，生命在急救当中和时间赛跑的，目前最快的就是飞机，所以说这两大优势就是我们迫切的需要发展我们航空医疗救援；劣势就是振动，引擎噪音导致诊断困难；第二、噪音；第三、加速力；对于伤员或者病人影响很大。

2017全国航空救援超过10例的医院仅三家

图为中日友好医院停机坪

尽管通用航空在各领域已有快速发展，但在医疗救援这个领域，相比其他欧美国家，我国只能说刚刚起步。

许树强介绍，2016年全国通用航空领域的企业含999急救中心在内一共是320家企业，到16年年底，我国可用于航空医疗救援其他各类活动的大概飞机是2595架，临时起降场地250个左右；运输驾驶员3.9万，通用航空驾驶员0.6万，16年的飞行时间是76万小时，培训大概50万个人左右。

相比美国，我们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以同行企业为例，2015年我国是281家，美国是3700家；通用机场的数量我们是300，美国是19200。事实上，如果再细化到响应能力，欧美国家航空救援的高速运转简直“吊打”我国。许树强介绍，如果当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伤员需要航空器转运的时候，美国的救援在20到40分钟就可以到达现场或者病人所在地接上，“我们在说多少分钟指的是到达那儿，原则上还要把病人到了救护车或者航空器上。”

慕尼黑大学急救医学工作组董事会成员Dr.ErwinStolpe则介绍，目前德国法律明文规定，急救要在12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在慕尼黑的话，接到急救电话八分钟之内就到现场。“德国的航空救援几乎覆盖了几乎95%德国全部的境内。”

而对比我国最快响应时间也要在1-2个小时以内，其中临时航线的申请也需要一些耗时，与欧美相比，我们相差甚远。许树强透露，目前全国从医疗机构来说，通过直升机转运了十个病人以上的，除了政府行为以外，医疗机构和我们相关的企业、保险之间在做的只有三家医院超过了10个病人，第一个就是中日友好医院，第二上海瑞金医院，第三就是湖南湘雅。中日友好医院医务处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17年3月以来，中日医院实际转运救援的案例也仅13例，但这在全国范围已经处于领先水平了。

航空救援专业人员匮乏培训教育仍待加强

图为救援团队向记者介绍航空救援情况

在许树强看来，我国航空救援目前主要面临5方面的问题：1）救援能力不足，核心是人不足，不是人数不足，是专业化的人不足；2）使用价格高；平均价格高大3至8万院，社会大众使用价格高；3）从业人员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4）监管安全很难保障，一定要确保安全；5）政府还停留在宏观层面，可操作的政策比较少。

针对专业化人才不足，中日友好医院医务处副处长郭永庆在接受凤凰网健康采访时表示，在欧美发达国家航空急救人员必须要拥有专业的救援资质。以德国为例，在航空急救中，机上的医生必须要在医院胜任急救医生至少四到五年，有四到五年的临床经验之后再派到直升机的救援系统学习在直升机上面如何操作急救病人，“而且包括护士要考这个试，才能上机。”

他透露，“如果可能，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培训学校，比如说院前的很多流程，院内的比如说需要哪些设备，怎么样去抢救，怎么去及时响应,都希望做成标准化流程，这样大家在机上救援时，才能都达成一致。”

商保介入或可解决航空救援昂贵难题

航空医疗救援其实说新不新，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及去年的九寨沟地震的救援环节中，航空救援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对于百姓来说，航空医疗救援意味着一个字“贵”，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救助方式，而这种非平民化的业态，也使得航空救援这一能惠及百姓的项目迟迟没有“落入凡间”。

慕尼黑大学急救医学工作组董事会成员Dr.ErwinStolpe介绍，在德国每一个雇员和工作人员是有一个必须强制性的空中急救保险，这个保险也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

北京市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院长田振彪透露，目前在中国救援费用，全部是企业、通航公司自己承担，这也是老百姓对于航空救援认知这么贵的原因。所以北京市红十字会也与保险行业做了大量的接触，推出了一系列与航空救援相关的保险险种，想让每个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航空救援及其他的保障。

在他看来，社保和商保结合的过程中，政府的社保必然要拿出一部分解决目前这个问题，但如何解决还在研讨当中。

“我们去年转运了十几例，过去在多少年才转运多少例，逐渐成为垂直上升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问题。现在飞行一次可能需要几万、十几万，老百姓能接受多少呢，其实做调查，比如说河北、北京、天津飞行一次几千块钱，其实老百姓都是可以接受的。”

他坦言，未来的航空医疗救援费用就是几千块钱一次，而且还没有保险的情况下，老百姓越来越多了解，业态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过程，问题就可以全部解决了。